[两弹一星精神心得体会2000字]两弹一星精神心得体会3篇

　　两弹一星精神心得体会

　　各位领导、各位党员同志大家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涌现出无数个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正是因为有他们，我们党才会不断走向繁荣昌盛，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

　　“我愿以身许国”，这是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王淦昌掷地有声的一句回答，他也是用一生践行这句承诺。

　　王淦昌出生于江苏常熟，中共党员，生前曾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他为了中国核科学的发展，隐姓埋名17年，也曾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官费留学，来到德国，他的导师是当时著名的一位物理学家迈特纳女士。在柏林学习期间，王淦昌曾提出了关于可能发现中子的实验设想，可这个设想当时并不被他的导师认同，并且还拒绝了关于他想要实验的想法，王淦昌只好无奈放弃。

　　但就在王淦昌提出这个想法的一年后，英国的科学家查德威克就按照王淦昌曾经的思路进行了实验，最后居然真的发现了中子的存在！查德威克也因此一举拿下那一届的诺贝尔奖。王淦昌的导师得知消息后，震惊万分，专程去找王淦昌向他道歉，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与诺贝尔奖错过。

　　1933年，王淦昌从柏林顺利毕业，当时的他因为才华和一些绝妙的发现被众多的科学家所看好，他们真诚的邀请王淦昌留下并开出了各种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可是王淦昌一直记得，他最初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祖国的崛起，因此他毅然踏上了回国的行程。归国之后，王淦昌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的物理系任教。1941年他在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中提出来关于发现中微子的创造性的试验方法。1942年美国的《物理评论》发表了王淦昌的这篇论文，后来1956年的一个美国科学家凭借这个确定发现了中微子并且获得诺贝尔奖，此后，先后还有5个人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而王淦昌当时因为国内战乱，大学西迁，没有科研条件再次放弃了研究，以至于第二次跟诺贝尔奖无缘。

　　在中科院工作时期，王淦昌率队前往苏联工作期间，和他的团队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个发现被认为在微观世界的体系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这一发现直接让世界为之轰动。就在大家猜测王淦昌是否会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王淦昌突然“失踪”了，并且一失踪，就是17年。因为当时国家开始了核武器的研究，当接到任务时，王淦昌没有任何犹豫，虽然这意味着他以后姓名和行踪都需要隐藏，此生再无缘诺贝尔奖。他依然非常坚决的接下了这个艰难的任务，“我愿以身许国！”这是他唯一的回答！这是王淦昌第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因为工作的特殊性，王淦昌隐姓埋名长达17年。有一次除夕夜，曾是王淦昌学生的邓稼先和老师相遇，他情不自禁的说：'叫了王京同志几十年，今天就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王淦昌听后，忍不住和邓稼先抱头痛哭。

　　在王淦昌的带领下，研究工作一直处于平稳而快速的进展之中。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顺利爆炸，之后王淦昌又一鼓作气，只用了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第一颗氢弹也爆炸成功，'中国速度'再次震惊了世界。从原子弹到氢弹爆发成功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英国月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前苏联用了四年，而我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78年，71岁的王淦昌回到北京工作。八十年代初，美国和苏联等国家都先后制定了高技术发展计划，但我国在这方面处于落后，于是王淦昌和王大珩等人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他们的推动下，我国的'863计划'正式诞生。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王淦昌以国家利益至上，坚持真理、不断求索，谦逊严谨、不计得失的特殊品格和美德，为我们留下了一代师表的光辉形象，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科技人员专注事业、超越过去，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两弹一星精神心得体会

　　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前段时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我想很多同志大概都看了，电视剧以记实的手法在现了新中国面对威胁和危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造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故事非常感人，我们今天也说说这段历史。

　　50年代初期，美苏两国之间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核军备竞赛。核武器成为大国发展战略的重点，成为世界力量平衡的砝码，成为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工具。毛泽东对核武器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

　　早在，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还在延安的毛泽东就表示了极大关注。1946年8月，美国记者采访，毛泽东语出惊人：“原子弹是只纸老虎，实际上并不可怕”。但是在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在莫斯科看到了苏联爆炸原子弹纪录片，回来之后，曾对身边的人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不能把原子弹仅仅看作“纸老虎”，还要看作“铁老虎”、“真老虎”。”毛泽东开始从战略上重视原子弹。

　　西方人可能不理解，你们的最高领导人说它是“纸老虎”，可为什么又要花大力气搞“纸老虎”呢？当然，这和美国多次威胁有关，也和苏联无情地撕毁援助协议有关。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节节胜利，“联合国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亲自建议杜鲁门总统动用原子弹，企图挽救败局。1951年4月，杜鲁门下令向关岛地区紧急运送核部件，9月-10月，美军举行了核战演习，1952年底，艾森毫威尔上台，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为向中国发射核导弹而做准备。

　　1955年1月，我军解放一江山岛，美国向中国发出核威胁。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命令炮轰大小金门等，并声明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此时，美国又一次举起了“核大棒”。朝鲜战争、台海危机，美国屡屡挥舞手里的原子弹。这让中国人看到，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如果没有杀手锏，就不可能真正赢得和平，中国极需有自己的杀手锏。

　　这里说一下，美国为什么没有轻易在中国使用原子弹，这要归功于苏联，苏联1949年爆炸了原子弹，虽然比美国远远落后，但是苏联核弹的威慑，足以制约美国。美国多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终因顾忌中苏同盟而失败。

　　1954年秋，我国最初发现有铀矿。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书记处扩大会，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把自己制造的探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放到会议桌上，把铀矿石标本放进口袋，然后1

　　从桌旁走过，计数器立刻发出嘎嘎的响声，全场的人都高兴的笑了，有的领导兴趣很浓，还亲自做了实验，气氛活跃。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开始讲话，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我们只要有人，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后，毛泽东请大家一起吃饭，平时不喝酒的毛泽东，还拿出葡萄酒提议说，为中国核事业干杯！

　　新中国刚刚建立，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大家都知道，洋火，洋油，洋钉，如此简单的工业品都要进口，工业基础相当落后，要造原子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我们有两个由于条件，有一大批特意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的科学家，有一个求援的对象，那就是苏联老大哥。

　　1954年，新中国成立5周年，赫鲁晓夫应邀来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期间，两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会谈快结束时，赫鲁晓夫高兴地问：“你们对苏联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也直截了当：“我们现在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一点帮助。”负责翻译的费德林译过去之后，赫鲁晓夫愣了一下。当然他不会一口回绝，于是回答道：“要搞原子武器，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有义务提供核保护，不需要大家都搞。”最后，为使拒绝显得更委婉一些，他又建议，中国若要培训科研人员，苏联愿意帮助援建一个研究用的小型核反应堆。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波兰和匈牙利两个国家倒戈，不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此时，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对他的支持，在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出现转机。周恩来与尤金大使经过多次谈判，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

　　但是，好景不长，援助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问题了。赫鲁晓夫要求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进行遥控指挥，要求同中国建联合舰队，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海军独立发展，这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民族神经。中苏关系自1959年6月开始恶化，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图纸。苏联撕毁合同的行为，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更激起了毛泽东的雄心，他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并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指出，“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了。”

　　此时，中国正进入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从外交方面看，印度趁我经济困难，又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美国则在南越向北越进攻。我南方战备形势紧张。在这样的内外交困形势下，原子弹还要不要搞？能不能搞成。赫鲁晓夫说：中国同志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

　　弹，到头来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他还扬言：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20年也别想搞出原子弹！

　　1961年，一场原子弹是继续研制还是下马的争论在中央激烈展开。搞经济同志认为，现在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力量搞原子弹？等国民经济好转了，再搞，稳妥。但军队高级干部坚决主张继续。陈毅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林彪当时也有一句鼓励的话: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刘少奇对此两种意见权衡后，提出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最后，经过调查，结论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在科研上的成绩已相当乐观，如果集中全国力量搞大协作，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可以炸响原子弹。

　　关于全国协作问题，刘少奇委托罗瑞卿起草《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毛泽东看后大喜，并做了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于是，中央组建了两弹最高领导机构，周恩来任主任，7个副总理，7个国家和军队部级干部，十五人组成的豪华强大的阵容。专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原子弹的研制由国家战略上升到了国家行动，原子弹的研制步入快车道。全国有26个部，20个省市，900多个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卷入了这场大会战。随后，有关机构相继成立，各项工作协调进展迅速，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铀矿选冶提炼等重大科研项目取得突破。

　　卷入这场大会战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两弹一星”人，了不起的“两弹一星”人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毅然回国，不惧危险，忍饥挨饿，隐姓埋名，一头扎进了这与世隔绝的神秘世界，义无反顾。

　　1950年８月２９，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的８００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他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随后，又被软禁5年，美海军部次长扬言，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周恩来用11名美军飞行员交换钱学森。

　　娃娃博士邓稼先突然神秘失踪，与妻子一别就是28年。带着他的弟子，踏上了这条漫漫长路，没有书，就从最基础的3本书学起；没有大型计算机，就用手摇式计算机日夜运算，邓稼先开玩笑说，一个太阳不够用，还要加班。没有办公桌，就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他经常来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参与爆轰模拟试验。一次，降落伞故障，氢弹摔成碎片，邓稼先孤身进入，“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我做的，我知道！”情急之下竟然手捧核弹，放手后才想起自己遭遇致命核辐射，他真的死于核辐射导致的癌症。

　　火箭专家郭永怀，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当人们从机身残骸里寻找到他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跟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中间紧紧夹着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我愿以身许国”对他们来说，绝不是

　　一句空话。钱学森，朱光亚，邓稼先、王淦昌，程开甲等23位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了不起的“两弹一星”人，除了功勋卓著的将帅，还有面对饥饿，困难不谈退缩的工程技术人员，装甲兵，航空兵战士。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天上不飞鸟、地下不长草”，他们住帐篷，喝水定量，饱受思念家人之苦。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饭也吃不饱，实在太饿，有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喝了继续干。如此困难，如此忍饥挨饿的人把原子弹搞出来，这是奇迹。毛泽东说，他们是功臣！1964年6月29日，中国独立研制的中程导弹“东风2号”，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时隔2年零8个月，氢弹爆炸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只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就一定会有奇迹发生。这正是

　　矢志英雄伏虎，腾起万丈长龙。

　　艰辛忍耐奉献，共图强国之梦。

　　两弹一星精神心得体会

　　伟大的历史大抵总是沉默而矜持的，譬如两弹城，坐落在绵阳梓潼连绵的群山深处，须得颠簸几小时，才将将瞥见它的身影。踏进园区，入眼先是与外界繁华截然不同的荒——路灯都难得两三盏。在纯粹而浓郁的黑夜里，树伴着围墙高高地耸立，虫鸣是唯一地奏鸣曲，一路走过，心也奇迹般地静下来。

　　只有一颗抛却纷纷扰扰、真正静下来地心，才能在这里，回到那段前辈人缔造传奇的峥嵘岁月。

　　在缅怀邓稼先院长的仪式上，我两次落下眼泪。站在英雄的雕像面前，听着他为了寻求实验失败原因宁以生命为代价毅然步入辐射区的故事，这份牺牲小我成就国家伟业的赤子之心，带给人灵魂的震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铿锵的国歌似乎在为两弹一星元勋们的选择作释——是什么让他们选择放弃海外优渥的生活和工作、选择一言不发离开家乡亲友、选择隐姓埋名甚至放弃生命，来到大漠深山，为一项在当时看似不可能的事业奋斗终身？是来之不易的和平面临核威胁，是苦难的民族并未真正摆脱苦难，是我们的祖国才刚刚站起来就又危机四伏。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我们了解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悬在中国头顶的是怎样可怕的利剑。

　　没有核武器，就没有资格反核，何谈安心搞发展？参与过东风五号核弹爆炸试验的郭景文老先生谈到，强大的国防实力是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的根本保障。深以为然，毛主席曾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拳头不硬，难以在国际社会谋求话语权。而国家和个人从来都息息相关，没有大国的尊严，何谈小民的安乐？

　　郭老先生说，他大学毕业时，填写的第一分配志愿是：服从祖国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我忍不住笑了，但马上陷入另一种反思中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这句话我们今天也在说，但不同的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他们是真的用一生践行了承诺，而现在不少大学生不过在说“漂亮话”，说得那么轻易，忘得也那么轻易。或许是和平年代里，连威胁危机都藏得更深，像一颗漂亮糖果，我们心安理得地吃了，只觉得甜美，从不去警惕包裹在芯里那一点点慢性毒药。

　　都说时代造英雄，好像这个时代不再需要“两弹一星”工作者们那样忘我的英雄了。可是真的如此吗？邓稼先先生去世之前，仍深切叮嘱他的同事们“好好工作，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得太远。”我们须得认识到，进步是时代发展永远不变的主旋律，各国都在争相谋发展——科技、经济、民生……而各国间的竞争恰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我们歌颂如“两弹一星”工作者们那样的伟人，我们享受他们创造的奇迹的隐蔽；但是如果我们都安于现状，如果我们不去做下一群创造奇迹的人，中国的强大又能持续多久呢？今天的安宁和幸福又能持续多久呢？不是时代造英雄，而是时代需要英雄——一个国家若想长久地立于民族之林，须得每一个时代都有人主动站出来，成为扛起民族脊梁的英雄。

　　年逾八十的老科研人员田翠英奶奶告诫我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担当。爱国就要讲究奉献。”她回忆年轻时从青海荒漠到梓潼深山的工作经历时，生活物质条件差，住不好、吃不饱、病痛折磨、研究条件差，但是无人抱怨；因为大家的精神都是富足的。而我们当代人，吃得好住得好，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精神世界却未必有他们富足。我们不可避免地焦虑、迷茫、空虚、无聊，或在时代的洪流里蝇营狗苟，或逃避着就业逃避着独立面对未来。这是及其可怕的事情。梁启超曾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者国智。”我们要清醒，要奋发，要图强，要积极投身于祖国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如此才能不负前辈们亲手创造的盛世；青年党员尤其要做先驱者，要俯下身去，要沉下心去，决计不做留于口舌之人；如此才能不负入党时的誓言。

　　印象最深刻，是任银乐老人被问及是怎样被破格录取担任王淦昌先生的警卫员时，说到的：“努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当我们提及“两弹一星”英雄们的时候，除了那些创新创造的科研人员，也绝不会遗忘那些在后勤岗位上默默坚守默默奉献的英雄们。他们做的工作或许平凡，但是倘若没有这些平凡的保障，伟大将难以被创造——这就是普通人的伟大，平凡人的英雄性。时代需要英雄，时代也同样需要平凡的“英雄”。无论是什么身份、什么学历、什么工作，本身并不高贵或卑贱，只要努力做好自己能做的、自己该做的事，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铭记两弹一星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辈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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